等银河Ⅳ的采购款拨付完毕，孙志伟才看向账户里的余额，还剩226亿元。

最初这笔款项的总金额是300亿元，那是他用500吨黄金换来的，但当初的这笔钱却十分烫手。

因为在1990年的时候国...

孙志伟没立刻应答，只是把伏特加酒瓶轻轻搁在橡木桌沿，瓶底与桌面相触时发出一声沉闷的“咚”，像一记未落定的鼓点。他抬眼望向弗拉基米尔——对方正斜倚在宽大的皮质单人沙发里，右腿叠在左膝上，左手随意搭在扶手上，右手却无意识地捻着袖口一枚铜质纽扣，指腹反复摩挲那枚早已磨得发亮的鹰徽浮雕。那是KGB旧制式制服上的标识，二十年没换过。

这动作孙志伟见过三次：第一次是两人初遇时弗拉基米尔听闻国泰银行愿承贷二十亿美元，指尖顿了半秒；第二次是他签完《法律保护令》后深夜独坐克里姆林宫档案室，窗外雪光映得他侧脸如刀削；第三次，就是此刻。

孙志伟忽然笑了：“詹姆斯·罗伯特？那个总穿三件套、说话带牛津腔、连伏特加都要加冰块的英国佬？”他顿了顿，从西装内袋取出一只黄铜打火机，“咔”一声弹开盖子，又“啪”地合上，“可我认识的罗伯特先生，三个月前还在伦敦金丝雀码头跟巴克莱的董事喝威士忌，聊的是怎么把俄罗斯天然气期货对冲掉三分之二风险敞口——他连莫斯科地铁几号线能换乘都不清楚。”

弗拉基米尔没笑。他松开纽扣，身体微微前倾，肘部撑在膝头，十指交叉，拇指缓慢地、一圈圈地绕着转：“所以，你替他拒绝了？”

“不。”孙志伟终于点着了烟，青白烟雾缓缓升腾，模糊了他镜片后的目光，“我替他答应了。但有个条件——罗伯特先生不会搬进克里姆林宫，也不会领俄罗斯薪水，更不会出席任何内阁会议。他的办公室设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旧楼三层，门牌号307，窗户朝北，能看到斯巴斯基塔尖。每周二、四下午三点，他会在那里等你，或者你派来的人。他只提供两样东西：一份用俄文写就的、不超过三千字的‘政策成本模拟推演报告’，以及一张手写的A4纸，上面只写三行字——第一行是当前最该优先处置的寡头名单，第二行是建议动用的强力部门编号，第三行……是执行窗口期，精确到小时。”

弗拉基米尔瞳孔缩了一下。他没问“你怎么知道我要动谁”，也没问“凭什么断定我能调动哪支力量”。他只盯着孙志伟镜片后那双眼睛，像在辨认某种古老契约上的火漆印。

因为孙志伟说的每一个细节都准得可怕。

斯巴斯基塔尖朝北的窗户——那是1991年八月政变时，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讲的位置。旧经济系大楼307室，曾是苏联时期国家计委最年轻的模型构建组办公地，后来被废弃，连暖气管道都锈死了。而“执行窗口期精确到小时”……这根本不是顾问该提的要求，这是前线指挥官才需要的战术坐标。

弗拉基米尔忽然起身，绕过茶几，走到孙志伟面前，伸手解开了自己衬衫最上面两粒纽扣，露出锁骨下方一道蜈蚣似的旧疤：“1992年，我在圣彼得堡海关缉私队。追一艘运走私军火的货轮，在涅瓦河入海口翻了船。水下七米，氧气管被螺旋桨绞断。我咬着战友断掉的手指游上来——他后来截了肢，现在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教数学。”他声音低下去，像砂纸磨过铁锈，“那时候没人信我，说弗拉基米尔疯了，居然想靠一帮饿得啃皮鞋的退伍兵重建秩序。可你知道最荒谬的是什么吗？”

他停顿三秒，喉结滚动：“是那些寡头，他们比我还怕秩序回来。他们给我送钱，送别墅，送黑海游艇——只求我别碰他们的账本。因为他们清楚，只要有人敢翻开第一页，整本账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全倒。不是倒给政府看，是倒给所有拿卢布买面包的老太太看。”

孙志伟深深吸了一口烟，烟头猩红一亮，映得他镜片泛起幽光：“所以你放任他们再嚣张半年？”

“三个月。”弗拉基米尔纠正，“足够让希拉维克集团拿到新装备、新编制、新工资条。也足够……让国泰银行的美元，变成他们口袋里真实的卢布。”他忽然压低声音，“上个月，你们汇来的第一笔五亿，经由三家离岸公司中转，最终进了七个账户——其中六个是退役将军的养老金户头，第七个……是圣彼得堡儿童医院的血液透析基金。”

孙志伟没否认。他只是将烟灰弹进青铜烟缸，动作很轻，灰烬散成细雪。

“但你要明白，”弗拉基米尔重新坐下，这次没再碰纽扣，“罗伯特先生的三行字，每写一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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