白天林默涵电话里说的另一句话——“夏老说，真正的文人，得既看得见天光，也摸得着地气。天上飘的云再美，踩不实，终究是浮的。”

正月十一清晨，刘济民起了个大早。王爱梅在厨房熬腊八蒜，醋香混着蒜辣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他拎着保温桶出了门，径直去了西城一条窄得仅容两人侧身而过的胡同——沈醉家。

敲门时，他听见里面传来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京剧《空城计》，铜锣声清越。门开了，沈醉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鼻梁上架着副圆框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两条缝：“哟，小刘作家？稀客啊！”他让进门，顺手把收音机关了，屋里顿时静得能听见搪瓷缸里茶叶舒展的细微声响。

刘济民没寒暄，掏出笔记本，翻开一页密密麻麻的提问提纲：“沈老，我想请您讲讲三十年代上海租界里的‘白相人’——不是青帮大佬，是那些混在舞厅后台、码头货仓、电车调度室里，给情报员递烟、换车票、藏胶卷的普通人。他们怕不怕？怕。可为什么还干？”

沈醉慢条斯理地沏了两杯茶，碧螺春的香气袅袅升腾。他盯着茶汤里沉浮的嫩芽，良久才开口：“怕？当然怕。可比怕更重的，是饿。”他指了指自己右耳后一道淡疤，“这儿，被巡捕房的警棍开了口子。可第二天，我还得去百乐门替人送信——送信的跑腿钱，够买半袋米，养活我娘和三个弟妹。”他端起茶盏，轻轻吹了口气，“小刘啊，反特故事里最硬的骨头，往往长在最软的肉里。你写那些英雄，得先写出他们裤腰带上补丁的针脚，写出他们数铜板时拇指的茧子，写出他们蹲在弄堂口啃冷烧饼时，眼珠子还往电报局门口瞟的余光。”

刘济民笔尖飞速移动，纸页簌簌作响。沈醉忽然问：“你爱人快生了吧？”

他手上一顿，点头。

“生娃那天，记得给她煮碗红糖鸡蛋。”沈醉目光温和，“不是图吉利，是真饿。人扛得住枪子儿，扛不住空肚子。当年我们潜伏，最怕不是暴露，是半夜饿得胃抽筋——抽得人直不起腰，更没法盯梢。”

离开时，刘济民没提报酬。沈醉只摆摆手：“稿费？等你书印出来，送我十本。我拿去养老院，念给老伙计们听——他们耳朵背，可心亮堂。”

回到四合院，朱霖正靠在躺椅上听广播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《春天的故事》组诗，女播音员字正腔圆：“……冻土之下，春雷已开始翻滚……”她见他进门，立刻坐直身子，手按在肚子上：“快！你猜怎么着？刚才踢得特别有力气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——像在打摩尔斯电码！”

刘济民蹲下身，把耳朵贴在她腹壁上。隔着一层薄毛衣，他听见一种奇异的搏动，沉缓、坚定，带着不容置疑的生命力。他忽然想起沈醉的话——“最硬的骨头，长在最软的肉里”。

下午，魏巍来了，带来一篮子自家腌的酱萝卜。她没进屋，站在院中石榴树下，目光扫过廊檐下新挂的“春秋奇谈杂志社”木牌，又落在刘济民身上：“听说你接了《笼民》？”

“嗯。”

她点点头，从布包里取出一本蓝皮册子：“这是去年整理的香江调研笔记，我们文艺处去考察过油麻地、深水埗的劏房。有些照片没敢登，太刺眼——但文字可以留给你。”她把册子塞进他手里，指尖冰凉，“济民，别写惨。写他们怎么在六平米里种葱，在铁皮屋顶凿洞看星星，在儿子满月那天，全家围坐吃一碗加了蛋花的阳春面。”

刘济民翻开册子，第一页就是张泛黄照片：逼仄楼梯间，一个穿碎花裙的小女孩踮脚够天花板上垂下的晾衣绳，绳上晒着五六件洗得发灰的衣服，在穿堂风里轻轻摆动。照片右下角铅笔写着：“阿珍，九岁，每日放学后替母送报，日薪两毫，攒够三十块，换父亲一盒止痛片。”

他喉咙发紧，抬头想说什么，魏巍已转身走向朱霖，挽起袖子就去厨房择菜：“今儿我露一手，给你们炖老鸭汤——专治孕吐。”

晚饭时，刘振国举着搪瓷缸：“来！为咱们家大主编荣膺报告文学大奖，干了！”

王爱梅笑着拦住：“他爸，少喝点！”

“就一口！”刘振国仰头灌下，抹嘴道，“济民啊，你那本《笼民》电影，要是火了，咱家这四合院，是不是也得挂块‘刘氏影视文化基地’的牌子？”

朱霖噗嗤笑出声，刘济民夹起一块鸭肉放进她碗里：“挂啥牌子？挂‘人间烟火研究所’最合适——这儿有最烫的锅，最咸的酱，最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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