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太阳穴上。

此时，菊儿胡同深处，王爱梅正踮脚往晾绳上挂尿布。她抬头望天，喃喃道：“要下大雨喽。”话音未落，一道惨白闪电撕裂云层，紧接着，惊雷炸响，震得晾绳上几滴水珠簌簌坠落，像一串来不及说完的省略号。

而就在同一时刻，千里之外的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，克尔莱扎家阳台上的那盆天竺葵，在暴雨倾盆而至的刹那，最后一片红瓣被狂风卷起，打着旋儿飞向灰暗天空，最终飘落于隔壁小学教室敞开的窗台上——窗内，一个金发男孩正用粉笔在黑板上临摹中国汉字，歪歪扭扭写着：“山”、“水”、“人”。粉笔灰簌簌落下，混着窗外飘进的雨丝，在黑板槽里积成一小滩浑浊的墨色水洼。

魏峰民不知道这些。他只知道，当自行车冲进印刷厂大院时，暴雨正酣，雨水顺着他的眉骨淌进眼角，又咸又涩。他跳下车，抹了把脸，对迎上来的厂长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老张，借支笔，我要在加印订单上，亲手添一行字。”

厂长递过蘸水钢笔，魏峰民俯身，在湿漉漉的订单空白处，用最稳的腕力写下：

“另：随书附赠素描一页——《槐花与天竺葵》。作者：魏峰民。刻印于1982年5月17日夜，暴雨将至时。”

笔尖悬停片刻，墨迹未干，他忽然笑了。那笑容很淡，却像冰河解冻时第一道细微的裂响，带着某种不容置疑的决断。他直起身，把钢笔还给厂长，转身走向轰鸣的印刷机旁。巨大的滚筒正缓缓转动，油墨未干的纸页如浪涌出，在风雨欲来的昏暗光线下，泛着温润而凛冽的乌金光泽——那光，既映着昆仑山巅未化的积雪，也映着多瑙河畔摇曳的红瓣，更映着一个中国军人，在三十岁生日刚过两周的深夜，把自己名字第一次，郑重地刻进了时代的铅字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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