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小时后。

等黄野休息好了，往体育馆回来的时候，路上的枯叶碎枝都已经打扫的干干净净了。

路上也不见了辛苦忙碌的清洁工人。

黄野再次不自觉的皱起眉头来，不用说，一路的干净清洁，都...

黄野推开家门时，楼道里那盏声控灯明明灭了三次——第一次亮起是因他脚步，第二次是因林悦兰在屋内屏息，第三次，是她听见门锁转动的金属轻响后，下意识攥紧了膝上折叠整齐的《田津市志》。

书页边角已被摩挲得发软，扉页有铅笔小字：“2024.3.17，晨六点四十七分，确认黄野将赴田津。辉光预判模型修正至第七版。”

黄野没换鞋，直接踩着拖鞋进了客厅。鞋底沾着攀岩馆地垫的橡胶碎屑，灰白混着靛蓝，在浅色瓷砖上拖出两道细痕，像未干涸的静脉血。

林悦兰没动。她只是把《田津市志》翻到第189页，那里夹着一张泛黄的旧照片：1952年劝业场前，一群穿蓝布衫的工人举着“建设新天津”的横幅，横幅一角被风掀得翻卷，露出底下刷着石灰水的砖墙。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光是照进来的，不是人请进来的。”

“约法八章。”她声音平直，不带升降，却让空气骤然变稠，“第一，全程由肃州特勤组贴身伴行，但不得进入你半径三米以内；第二，所有行程须经平衡署实时备案，备案延迟不得超过零点三秒；第三，禁止接触任何非持证食品从业人员——包括但不限于早餐摊主、煎饼师傅、茶汤摊贩；第四……”

黄野忽然抬手，轻轻按住自己左耳。

林悦兰的话音顿住。

他耳垂内侧，一小片皮肤正微微泛起银灰色，像釉彩未烧透的瓷胎，又像老式胶片过期后浮起的斑驳银盐颗粒。那颜色极淡，只在灯光斜切的角度下才显形，持续不到两秒，便隐入肤色深处。

林悦兰瞳孔微缩，却没问。

她知道那是什么——负向三级辉光的初兆，一种“未遂的排斥反应”。不是针对田津，不是针对摊贩，而是针对“规则本身”：当八章条款逐条落定，每一条都在加固某种不可逾越的界碑，而界碑之下，是黄野尚未命名、却已本能抵触的某种东西。

“第五，”她继续，语速略快，“你在田津期间，每日需接受三次生理数据采集，采样点含唾液、指尖微血、呼出气体，全部样本即时传输至秦州生物信息中心；第六，禁止独自前往任何封闭空间，包括但不限于相声园子后台、煎饼果子摊棚、海河游船底舱；第七……”

黄野忽然开口：“老刘的杂粮煎饼，加薄脆不加葱。”

林悦兰手指一颤，书页簌簌抖动。

老刘——那个在田津南市街卖煎饼、总把酱刷成北斗七星形状、儿子去年查出白血病却拒绝领平衡署特殊医疗配额的男人。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官方简报、舆情报告或安全评估清单里。连张教练的备忘录里，都只潦草记着“南市街摊主，性格固执，疑似负向二级潜在携带者”。

可黄野知道他姓刘，知道他煎饼加薄脆不加葱，知道他右手指节有陈旧性骨折——那是去年冬天为护住摊前两个打闹小孩，被失控电动车撞倒时留下的。

“第八，”林悦兰合上书，纸页发出枯叶折断般的脆响，“你必须答应，在田津停留期间，不主动触发任何一级及以上辉光事件。”

黄野点头。

林悦兰反而怔住。

她准备了七套驳斥话术、三种情绪施压节奏、五种肢体语言引导方案——从抚额叹气到突然落泪，甚至模拟过黄野暴怒时如何用身体挡在他与门框之间。可他只是点头，睫毛垂着，像两片被风吹落的柳叶，安静得近乎失重。

窗外，暮色正一寸寸漫过肃州二中教学楼的玻璃幕墙。晚自习铃声遥遥传来，清越，固执，带着少年人特有的、尚未被现实磨钝的锐度。

同一时刻，田津南市街。

老刘的煎饼摊前排起了长队。

不是买煎饼的队。是“验光队”。

平衡署临时搭起的蓝色帐篷下，一台银白色仪器嗡嗡运转，顶端探出三根纤细的光学导管，末端悬浮着肉眼难辨的微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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