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马曜发问后，褚蒜子面露感伤之色，痛苦之情溢于言表。

她出声道：“当时大婚，何家送女入宫，我请人相算，说是天时有缺，最好完婚时，换成宫中之物。”

“所以我特地命人做了嫁衣，但彼时有人说...

武昌公主搁下笔，墨迹未干的绢纸上，字字清峻如松枝挑雪，落款处“王谧”二字却未署，只留半枚朱砂印痕——是她私藏的、昔日琅琊王府旧印。她将纸折好，用一方素青锦帕裹住，指尖在锦帕角上轻轻一捻，帕上暗绣的竹纹便微微凸起，像一道无声的封缄。

“阿兄说楚帝急，可齐王那边，也未必稳当。”她声音不高，却字字如石子投入静水，“临淄城中，连司马曜的起居注都改了三回。头一回写‘天子幸东宫’，第二回改成‘上幸齐王府’，第三回索性删尽‘幸’字，只余‘上至东宫’。一个‘幸’字，尚且要反复斟酌，可见那东宫里坐的，究竟是谁的君，谁的臣。”

王谧正立于廊下，手中一卷《汉书·匈奴传》摊开在膝上，却许久未翻页。他闻言，目光从竹影斑驳的院墙移向远处——临淄方向，天际线低垂，云层厚积如铁，仿佛随时会压垮整座城垣。他并未回头，只道：“你猜，若此刻桓谦真打到吴县，司马曜会不会亲自点兵南下？”

武昌公主笑了，笑得极轻，像一片柳叶拂过水面：“他不会。他若真动，就不是去救吴县，而是去取建康。”

王谧终于合上书卷，木纹封面发出一声微响，似枯枝折断。“不错。他等的不是桓谦出兵，是桓熙露出破绽。只要桓熙敢调一支兵马离建康百里，临淄的驿马就会连夜奔出三道关卡——不是去吴县，是去广陵、去京口、去历阳。那里有谢玄旧部，有刘牢之的残兵，还有……”他顿了顿，指尖缓缓划过书脊上“元狩四年”四字，“还有当年被桓温亲手埋进江阴乱葬岗的三千北府军老卒的子弟。”

武昌公主敛了笑意，垂眸看着自己腕上那只银镯——内侧刻着细小的“永和九年”四字，是王羲之手书拓本，原为谢道韫所赠，后辗转到了她手中。“所以阿兄才迟迟不动冀州？”她低声问，“不是怕前燕，是怕一旦北进，建康那边便无人牵制桓熙，而临淄……又恐其趁虚而入？”

王谧颔首：“冀州之战，若胜，不过添一郡之地；若败，三吴根基动摇，我连退守长江的船队都凑不齐。可若我按兵不动，桓熙便永远不敢信我真无野心；司马曜也永远不能确信，我到底站在哪一边。这局棋，最妙处不在落子，而在悬子不落——让所有人都猜不透，你究竟攥着哪颗子，又预备砸向谁的棋盘。”

他转身走入堂中，案上堆着几份密报：一份来自广陵，说刘牢之新募两千健儿，日日操演，却始终不报建康；一份来自历阳，言陶侃旧部后人陶弘，闭门谢客三月，只与一名自称“秦地商贾”的人密谈七次；最后一份，却是临淄发来的，只有八个字：“东宫病笃，药石罔效。”

武昌公主拿起那张纸，指尖在“病笃”二字上停了片刻，忽道：“阿兄可知，司马曜真正的病，从来不是身子。”

王谧不答，只取过铜炉，拨开炭火，将那份临淄密报投入其中。火舌倏然腾起，舔舐纸角，墨字在灼热中蜷曲、焦黑，终化作一缕青烟，自窗隙飘出，融入初夏沉滞的空气里。

同一时刻，临淄东宫偏殿。

药气浓得刺喉。宦官捧着空碗退出时，袖口沾着几点褐色药渍，像干涸的血。殿内只余二人：司马曜斜倚在紫檀榻上，面色苍白，唇色却异样地红，仿佛刚饮过新酿的酒；而跪坐在他脚畔的，是年仅十二岁的司马德文——司马曜的幼弟，如今被封为琅琊王，名义上掌东宫宿卫，实则连宫门钥匙都由内侍监代管。

司马德文双手捧着一只青瓷小瓶，瓶身冰凉，里面盛着半寸深的琥珀色液体。他仰起脸，声音稚嫩却异常清晰：“阿兄，太医令说，这药若再服三剂，便需停七日。否则……肝火反噬，目赤神昏，恐伤根本。”

司马曜抬眼，目光扫过弟弟额角尚未褪尽的稚气绒毛，又落在他紧握瓷瓶、指节泛白的手上。他忽然伸出手，不是接药，而是抚上司马德文的头顶，动作轻缓，如同抚摸一只受惊的小兽。“德文，你今年十二了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记得父王登基那年么？”

司马德文垂眸：“德文那时才五岁，只记得满城挂素，宫中哭声一夜未歇。”

“不是哭声，”司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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